國立成功大學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2019年03月14日歷史系退休教授王琪以第三帝國「反納粹運動」之涵釋為題目，至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歷史文物館進行專題演講。

 

【講題】

第三帝國「反納粹運動」之涵釋

【時間】

 

3月14日（四） 12:30-14:00

【地點】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歷史文物館

【講者】

王琪

 

演講簡稿如下：

第三帝國時代反納粹運動之涵釋

 

希特勒所領導的納粹主義運動是崛起於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人民陷於一片徬徨的時代。屬議會民主體制的威瑪共和國取代了君主體制的帝國後，這個並不為德國人民所認同的民主共和國在往後的發展中因不斷地面臨來自國內外的挑戰與壓力而命運坎坷。

 

希特勒不僅敢於大膽批評威瑪政府，並將自己美化為憂國憂民的愛國者，還能以最恰當的語言來道出群眾在那樣的時代內心所積壓的苦悶與恐懼的心聲，使他在群眾眼中成了為拯救民族之魂而奮鬥英雄。

 

當然希特勒不僅善於掌握群眾及動員群眾，也能提供沮喪的德國人民對未來的一些正面的希望，譬如他宣示將建立一個全團體，在此全民團體中不僅要剷除令德國人民厭惡的黨派之爭，而且要消弭對社會帶來不安的階級衝突，使德國人民能在這個全民團體中凝聚意志，並以團結的力量來重振德意志民族的光榮。希特勒這套新的世界觀不僅能吸引廣大的群眾，更能使許多理想主義者，特別是年輕人對納粹主義賦予高度的期許。認為第三帝國確實有要執行的歷史任務，且相對於第三帝國沒有其他的選擇。

 

然而，自希特勒於1933年經過『合法』的途徑取得政權後，在內政上破壞憲法及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干預教會、迫害猶太人、迫害政治思想異己者以及在外交政策上不顧國際規範，以犧牲國民整體經濟的方式來建軍，甚至不惜以德意志民族整體的命運為賭注，以達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計畫等等，再加上在一體化的政策下，不僅剷除了德國傳統的聯邦制度，使地方政府完全置於中央的控制之下，剷除了納粹黨以外的政治團體，使納粹黨成為全國唯一合法的政黨，並有系統地瓦解了社會的各類團體，使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學術及文化領域都必須與納粹政府及其意識型態一體化，這些都超越了德國人民能忍受的界線，使這樣一個政府無可避免地引起了社會各階層有識之士的反對，甚至於反抗。

 

    只是在極權統治之下的德國反抗運動並不可能有龐大的組織，只能由一些小團體組成，且完全孤立於廣大人民之外，這正是德國反抗運動的寫造。且在諸多反納粹政權的團體中，其動機往往不同，有些人是基於人道主義或宗教因素而反抗，有些是無法接受納粹政權的一體化極權統治，譬如做父母的反對政府對其子女的教育方式而提出異議，青年聯盟反對政府以強制的手段將所有的青少年納入希特勒青年營，教會人士反對政府介入教會事宜，企圖將教會納入政府與納粹黨的影響範圍內，工會成員則反對政府解散他們的組織等等，因而採取抵制政府的政策，有些則是基於意識型態及政治因素而反抗，更有些人是憂心整個民族的命運而以謀殺希特勒及剷除納粹政權為終極目標。因此各類的反納粹人士與團體在初期的無法合作，使原本即相當薄弱的反抗力量被分散了。要到一九三八年，貝克與歌德勒等人的合作，才開啟了第一次的合作關係。戰爭爆發之後，反抗陣營才逐漸擴大了凝聚力，使幾股反抗力量逐漸融合。

 

在諸多反納粹政權的反抗團體當中，最令人矚目也最有可能終結納粹政權者，當屬由軍中及文官體系內所形成的聯合反抗陣營。而軍方反抗陣營則是體認到希特勒在德國人民心中仍享有崇高的聲望與鞏固的地位，因此要使發動的政變有成功的希望，就必須先除去希特勒。因此自戰爭爆發後，反抗人士曾籌劃了多起暗殺希特勒的計劃，但皆未成功。而希特勒於戰爭期間已越來越少出現在公共場合，甚至於不離開他那防衛森嚴的領袖總部，使暗殺希特勒的計劃幾乎沒有付諸行動的機會，而少數幾次暗殺機會也都被希特勒幸運地逃過了一截。

 

最著名的一次暗殺行動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由史濤芬柏格在領袖總部『狼穴』所執行的暗殺任務，然而在炸彈爆炸之後，希特勒又很幸運地僅受輕傷，再加上史濤芬柏格還必須於完成暗殺任務後趕回柏林去領導政變計劃的執行，造成時間上的拖延，也成為該次政變行動失敗的原因之一。

 

至於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盟軍已於六月四日將羅馬的法西斯政權瓦解，六月六日已在諾曼第登陸，六月二十三日蘇聯紅軍更一舉擊潰了德國東線戰場的中央集團軍，情勢發展至此，史濤芬柏格曾問仍在東線戰場奮鬥的特瑞斯可夫少將，情況已發展至此，再發動政變是否還有意義？特瑞斯可夫的回答非常堅定，誠如他所說：暗殺行動必須進行！如果不成功也仍然要在柏林按計劃行事，因為現在的目的已不是成不成功的問題，而是向世界及歷史證明，德國反抗運動曾敢於投出決定性的一擲，其它的一切已無關緊要。而執行暗殺及政變計畫的史濤芬柏格其想法與特瑞斯可夫也並無不同，而這種悲壯的宣示已充份顯示出，長期參與反納粹運動者已體認到，這是一次不成功就成仁的行動。

 

這股凝聚了各方力量的反納粹運動從一開始合作就體認到，推翻納粹政權並不是反抗陣營的終極目標，因此參與反抗陣營的各團體，特別是克萊稍及歌德勒兩團體都用了極大的精力在對後希特勒時代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秩序擬出了政策與計劃，或許在細節上有所差異，但是大原則是共通的。基本上都希望以一個合乎道德與建康的價值觀來取代一個建立在充滿罪犯與反常觀念的政治體系。至於在對外關係上，也希望建立歐洲聯盟來取代傳統的民族國家。因此，由德國反抗運動的性質來看，它可以說是一次道德重整及政治革命或改革的運動，而不是一次透過軍事政變奪取政權的運動。